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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幕交易刑事政策重在“標本兼治”

          中國證券報·中證網

              同濟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 陶建平

            內幕交易刑事政策,是指運用經濟分析方法,針對內幕交易犯罪“市場舞弊”行為本質所構建的,旨在確定本罪刑事規制的重點、路徑、方法、策略的總和。內幕交易刑事政策是以“從嚴、從重、從快”為表征,以刑事實體法、刑事程序法、證券期貨法律等多法適用的政策把握、運用的要求和司法處斷、治理機制完善為主要內容的體系,其有形載體主要表現為有權機關頒布的指導意見、司法解釋性文件等,同時無形根植于司法觀念、理念之中,即不僅外化為制度性呈現,同時也滲透至具體司法判斷之中。

            作為典型的金融犯罪,內幕交易犯罪刑事政策具有多重考量維度,包括價值取向、立法、司法以及社會經濟政策等方面,而作為基本刑事政策在資本市場這一特定領域的具體呈現,內幕交易刑事政策也有其獨特內涵與表現形式,是經濟法律調整手段在刑事領域的延續和升級,與經濟法尤其是證券法等法律規范存在高度緊密的關聯關系。構建合理的內幕交易刑事政策,需要從基于市場舞弊行為對信息優勢的濫用這一內幕交易行為本質出發,形成政策生成的機理。具體而言,就是將內幕信息這一核心聯結點作為發端,合理解釋內幕交易行為的主體特征、對象性質并進行整體犯罪刑事政策的選擇與協調,從中發現和形成有效懲治內幕交易的暢通行刑銜接通道、適格刑事規制路徑,進而實現對內幕交易犯罪有效阻截的體系化的刑事政策構建。

            當下,合理的內幕交易刑事政策旨在實現“標本兼治”,在犯罪治理上應兼具以下特征。

            就“治標”而言,一是適度擴大“犯罪圈”,落實“從嚴”。目前,不少內幕交易案件責任的追究局限于行政處罰,應當施以刑事處罰的行為尚未得以追究,這不但不利于嚴格內幕交易的刑事責任追究,同時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內幕交易行為的違法成本。因此,有必要適度擴大“犯罪圈”,完善行刑銜接機制,推動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無縫對接,對內幕交易行為主體進行刑事歸責的不再遺漏。

            二是適度增加犯罪成本,體現“從重”。從刑罰幅度上看,內幕交易罪雖已屬重罪范疇,但不足以抑制內幕交易行為的發生。我國法律法規中有關內幕交易的處罰仍顯寬松,相關處罰規定與動輒千萬元的非法獲益相比,內幕交易者違法成本與違法收益并不匹配,以致內幕交易的違法行為頻頻發生。從刑事立法上看,我國在內幕交易罪的刑罰配置上較其他國家并不嚴苛;從刑事司法上看,我國對內幕交易行為的刑事追究則失之于寬。由此,除了在立法上提高內幕交易罪的自由刑、財產刑配置之外,需要在司法上奉行“從嚴”“從重”的刑事政策,著力將應當入刑的內幕交易行為納入刑法規制的范疇,將內幕交易犯罪進一步類型化,突出懲治對資本市場危害最為嚴重的內幕交易類型,以體現“嚴而不厲”的刑事政策思想和維護資本市場公平與效率。同時,更加注重資格刑、罰金刑的適用,輔之以民事責任的強化,以實現有效抑制內幕交易犯罪目的。

            三是提升刑事訴訟程序效率,確保“從快”。鑒于獲取內幕交易證據存在諸多困難,又需要及時處理和懲治內幕交易行為,可在內幕交易罪追訴程序中加大認罪認罰制度的適用,以實現司法效益最大化。易言之,犯罪嫌疑人認罪承諾和承擔相應的經濟責任的,司法機關可以考慮在起訴裁量和刑罰裁量上寬緩,進而加速訴訟進程并減少司法資源的投入。作為司法訴訟的核心,證據證明需要統攝于相應的刑事政策范疇,一體化進行考量和優化,尤其在證據規格與證明規則的豐富、明確的基礎上,統籌考量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的對接,為及時收集、固定和有效提供證據,以實現差異化的證明方式,促進刑事訴訟有效推進。

            就“治本”而言,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曾指出:“最好的社會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龍宗智教授指出:“應當堅持刑事一體化的思想,對經濟越軌行為不能單純依靠刑事制裁,甚至主要不是依靠刑事制裁,而是仍然應當按照‘綜合治理’的社會治理理念與方針,創造經濟運作的良好環境與條件,這才是防治經濟越軌行為的治本之舉。”要實現內幕交易犯罪治理的最佳效果,“從嚴”“從重”的刑事政策從某種意義上是以“治標”為“治本”爭取時間和環境;在實現內幕交易犯罪刑罰不可避免的基礎上,內幕交易的“從快”的刑事政策同樣也要為“治本”預留足夠的空間。由此,以更高層次的“行刑銜接”與推動國家治理與行業、企業治理相結合的制度設計應當納入刑事政策視野,在內幕交易等證券犯罪中積極探索推進企業合規改革試點,可以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力推動行政監管完善、促進行業自律和企業合規緊密結合。

            概言之,內幕交易刑事政策作為具體刑事政策,本身并不背離基本刑事政策的要求,但需要改變原本主要基于自然犯、針對危害治安的犯罪的線性刑事政策結構,努力構建與資本市場運行規律、規則相適應的立體化刑事政策體系,在遵循“刑罰世輕世重”一般規律的同時,更加注重解構特定市場行為的本質與機理,從實體和程序雙重維度分析犯罪懲治過程中的政策引領需求,將政策價值導向更有效注入執法司法的組織形式、資源配置之中,更有效地提供制度供給、完善規則配套。

            著眼于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為使刑法更合理介入,更好發揮規制內幕交易犯罪的作用,有必要從資本市場犯罪風險控制、刑法規制效率等角度切入,進一步構建完善內幕交易犯罪公正合理的刑事政策。引導相關立法、執法與司法措施優化,進而提升內幕交易刑事規制效率,并以此促進資本市場法律制度深化和完善。同時,希冀政策實施的效果能“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延伸至資本市場常態化發展與國家金融安全戰略的頂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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